被誉为《红星照耀中国》姊妹篇的《1937，延安对话》出版后引起了多方关注与讨论，这本书是由20世纪早期西方的东亚问题研究专家毕森在1937年6月赴延安采访后所著，原稿完成后迟迟没有出版，直到1973年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过英文版，之后再未出版。本书是首次在中国出版的中文版单行本，这当然要得益于译者与出版部门的共同努力。《1937，延安对话》不仅忠实记录了学者毕森对延安革命主要领导人的访谈全貌，完整呈现了彼时延安革命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现实与前途的真知灼见以及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也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对彼时延安革命根据地的军民风貌与风土人情进行了充满现场感的书写与讲述，是一份内涵丰富、极为珍贵的延安革命史料。

面对学者毕森以抗战为中心的主题采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真诚耐心，这一方面是由于延安革命领导人的优良品质与务实精神，但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正如与毕森一道去延安的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所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所以毫无顾忌地透露出这些讯息，是因为他们无比坚定地相信，自己此刻正站在历史转折点的紧要关头上，并能清晰地展望到前景和未来。”毕森到延安采访的时间点也很重要，彼时正值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在延安的共产党人对自身重要决策的阐明与对政治方针的宣示，都被后来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所一一验证，这也让毕森等外国学者在多年以后的回忆中感叹不已。

毕森的这本书还具有重要的党史价值。在延安领导人与访谈者的对话中，有朱德对彼时陕甘宁边区军事力量的描述以及对国共关系的深刻分析，有周恩来对国共统一战线谈判过程中共产党人的方针与政策的再一次阐明以及他对革命前景的严谨思考与准确把握等。与毛泽东的对话是毕森延安之旅最为重要的部分，毛泽东对彼时国民党对日政策的不同阶段与新的变化都进行了宏观的把握与细致的分析，对全面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也有着深刻的理解，在谈到中国革命的前景时，他显现出世界视野与格局，他认为“不应当孤立地看待中国革命，中国革命也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它虽然有自己的特色，但从根本上说，它与西班牙、法国、美国、英国这些国家人民的奋斗都是类似的。从革命的传统和性质上来说，这些国家的奋斗都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整个世界的进步”。毕森与延安领导人的对话不仅具有重要的党史价值，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书稿中所记录的珍贵延安见闻让我们得以重温延安革命圣地的风景与人事，领略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为今天的奋斗之路注入来自革命先辈的能动性力量。书中那些珍贵的文字与图片资料也将80多年前延安的军民形象与独特的黄土高原风貌呈现了出来，特别是毕森所拍摄的那些照片，有从西安到延安沿途的别样风景，更有对正值盛年的延安革命领袖们身姿与面容的传神捕捉，这也是《1937，延安对话》这本书引起广泛关注的原因之一。

毕森等学者在奔赴延安的道路上克服困难，历经艰险，也反映出他们对共产党人的信心与热情，在延安的经历使得他们永生难忘，留给他们“强烈且经久持续的影响”，作者在本书的最后也从他的角度对延安精神进行了较为形象的表达：“也许你会注意到，就连吹军号的红小鬼的面颊上，也会浮现出腼腆却自豪的微笑。自尊与高贵，俯拾皆是。”从西安到延安的道路并不平坦，作者细致记述了他们到达西安的时代背景以及他们一路越水翻山的冒险经历，在延安的四天四夜，除了对几位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访谈外，他也考察了边区的概况，并在书中专章描写了“抗大”，对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进行了基本介绍。作者散文化、笔记式的记录依托于较为可信的客观事实，也有着他在延安之旅过程中具体的心理感受与情感变化，整体的书写也比较细腻。在本书的附录部分，我们看到译者李彦对这本珍贵书稿的机缘进行了揭示，也对作者毕森以及亲友进行了采访与书写，试图进一步还原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她对毕森以及同去延安的外国友人们的生命际遇进行了具有美学质感的表达，可以说这本书稿也建立起了她与毕森等人那跨越时空的友情。作者在书稿的最后写道：“如果做个简明扼要的形容的话，那是因为延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胸中，充满了高尚的道德情操。为了共同的事业，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齐心协力，顽强奋斗，大家分享着这种精神追求所带来的充实感。”通过阅读《1937，延安对话》，我们也得以在外国友人毕森那客观切实的视角中再一次领略延安时期共产党人的革命风采、初心使命以及理想信念，再一次感悟与学习伟大的延安精神。（谢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