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向文物研究，是一个自然的转变。不仅因为我从年轻时起，就对民间工艺、历史文物饶有兴趣，有一定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我从一开始就对民间工艺有着非常独特的体察。我认识自己的生命，是从音乐而来；认识其他生命，实由美术而起。我说的美术，主要是指民间工艺美术。我爱好的不仅仅是美术，还更爱那个产生动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种真正的“人”的素朴的心。我不仅对制作过程充满兴味，对制作者的一颗心如何融汇于作品中，他的勤劳，愿望，热情，以及一点切于实际的打算，全收入我的心胸。我把这些工艺美术、历史文物当作一本社会、历史的大书来读，看形态，看发展，并比较看它的常和变，由此看社会和历史的常和变。我将通过工艺美术获得的对“其他生命”的认识，转化为对历史文物的研究，这与我的小说创作在根本上是相通的：关怀的都是“人”的生命及其背后的社会和历史。

对我来讲，文物研究是从文物出发，目标指向探寻劳动人民成就的“劳动文化史”“物质文化史”，以及劳动人民成就为主的“新美术史”和“陶”“瓷”“丝”“漆”，及金属工艺等专题发展史。这样，这些工作就不仅和新社会达到了对接，也和我“乡下人”的立场契合。我在这些研究中都倾注了真挚浓厚的情感。汪曾祺说我“对这些手工艺品的赞美是对制造这些精美器物的劳动者的赞美，在表述这些文物的文章中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并称我的文物研究为“抒情考古学”，是有见地的。

此外，文物还是全民族公共遗产，是人类心智、情感和劳动结合向上的文化指标，我认为应该开展“文物保卫”运动，以此作为文艺复兴、再造民族精神的起端。我们应该从一个更博大更深远一些的目标出发，来开展大规模的文物研究，这样才能和优秀传统浸润融合，从而启发出一种新的创造心，真正推动文化高潮的到来。文物研究让我把自我的生命和民族文化的发展、历史的进步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做一名“博物馆说明员”，把个人有限的生命，试就本业学习中经常接触到的，有待一一解决的小问题，尽力所及，来进行些常识性探讨，为我年轻的同事尽点应尽的责任，作些“接力赛”的准备。我相信，自己的微细的工作会成为文物研究史以及中国文化史长河里的一点一滴，这些工作也将因此获得一种长远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