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当今中国要选择一位最容易讨论的作家，那么非王蒙莫属，他的创作历程如此漫长，作品如此丰富，从任意角度切入都可触摸到这位作家的某个部分。然而，要论当今中国最难以讨论的作家，那么也非王蒙莫属，他的创作是如此性格鲜明，你以为抓住了他的本质，他却会在远处大笑不止。王蒙身上充满矛盾：他老辣尖刻却童心不泯；他追新求异却又执着坚决；他躲避崇高却又从未失却理想情怀；他循规蹈矩却时常违反规则；他会使很多理论范式失效，使评论家如入无物之阵。究竟什么是王蒙小说创作的艺术本性？所谓“艺术本性”，即艺术上的本质特性。猛然间，笔者脑子里跳出了一个词——“例外状态”。用“例外状态”来讨论王蒙，肯定让很多人疑惑不已，毕竟王蒙有着“人民艺术家”的称号，通常被看作最主流的作家。在笔者看来，与其泛泛地讨论这位“人民艺术家”，不如去谈谈他如何以文学之真心对待文学，这是真正对人民负责、对人民真诚的艺术家的本色。这不只是说王蒙是中国目前健在作家中创作力最旺盛、创作时间极长的作家，也是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不同历史时期，他都与众不同，与自己身处的时期保持“例外状态”（或者说“疏离状态”）。“例外状态”这一说法出自吉奥乔·阿甘本（Qiorgio Agamben）“神圣之人”系列，所讨论的主题涉及法律与政治。阿甘本写这本书是为了回应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在《政治神学》里提出的“例外状态”与主权之间的亲近性。阿甘本指出，虽然施米特对主权者作为“决断例外状态之人”的著名定义已经广为讨论，但在公法中仍然没有关于“例外状态”的理论。阿甘本显然不满足于法学家将“例外状态”视为一个“事实问题”而不进行法学论辩，他要重新在历史中检视从古罗马到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政治治理与法律制定、实施之间的各种“例外状态”。阿甘本发现，既然越界成为常态，那么“例外状态”也就成为惯例。阿甘本非常深入地考察了“例外状态”包含的边界哲学问题，尤其是对“悬置”和“边界”问题进行哲学探讨。阿甘本注意到，“例外状态似乎愈来愈成为当代政治最主要的治理典范”，它因此像是常规与特殊之间一道“无法确定的门槛”。

的确，在阿甘本对历史上各种重大政治事件进行分析时，他从“例外状态”阐释的法哲学或政治哲学的意义是令人信服的。笔者并不想陷入法哲学关于“例外状态”的复杂论说中，不过阿甘本的分析提示我们，“例外状态”可能指涉某种值得思考的辩证法。王蒙是一位历经20世纪风风雨雨的老作家，他总是被评论家用“社会主义”“革命”“理想主义”等普遍性概念加以阐释，在笔者试图总结他的创作道路时，“例外状态”或可昭示中国文学乃至文学本身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