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金庸百年诞辰，香港《明报》邀我撰稿，近期没有新发现，只能提供两则短文，刊3月10日纪念特刊。其中《金庸走向世界的两个脚印》提及1998年5月20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金庸会议，会上有张照片，从右往左，分别是钱理群、李泽厚、刘禾、李陀和我。

值得注意的是，这五位都不是金庸研究专家。我好歹写过《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初刊，日后有多种中外文版本），但那是从司马迁说到新派武侠小说，只是略为涉及金庸。其他四位都是了不起的学者，专业水平很高，但都不是武侠迷，也没写过相关论著。他们之所以愿意参加此次会议，除了金庸先生的巨大名望，以及会议操盘手刘再复先生的良好人脉，还有一点就是，大家都觉得“有话可说”。在高度专业化的学术界，愿意为自己专业以外的小说家站台，说出自己独特的感受，这很难得。记得30年前在北大临湖轩为金庸开小型座谈会，好几位理科名教授，包括王选先生，也都争先恐后谈体会。

我并非合格的金庸研究专家，没能与时俱进，不敢冒充内行；可又因纪念与推广的需要，不时应邀写点小文章。这回海宁重修金庸故居，邀请我为“文心侠骨赤子情——金庸的故事”专题展撰写序言，事先给我提供的策划文档中，辑录了众多名家关于金庸的论述，其中有我的两段话，第一段是：

同时写作政论与小说，使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感慨遥深。撰写政论时，自是充满入世精神；即便写作“娱乐性读物”，金庸也并非一味“消闲”。儒道之互补、出入之调和、自由与责任、个人与国家，在金庸这里，既落实在大侠精神之阐发，也体现为小说与政论之间的巨大张力。

这段常被引述的话，来自1998年5月我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召开“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发言，题为《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初刊《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5期，有英文、日文、韩文等译本），其中还提及：很多人只把金庸当武侠小说家看待，这远远不够，他同时还是一个有政治抱负、有历史眼光的报人；应将金庸的武侠小说和同时期发表的《明报》社论对照阅读，那样肯定会有很好的发现。

前几天，有搞出版的朋友请我给一本即将刊行的金庸研究著作写序，因我缺乏专门研究，坚决辞谢；人家说，那就退一步，允许他们在书的封底印上我的一段话，这我同意：

在小说家中，可以说金庸是最有学问的。他真的是一个“读书人”，在如此专业化的时代，拥有广博的知识，贯通古今与中外。武侠小说作为一个类型，有很难跨越的界限，但金庸以其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造诣，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传统武侠小说的范式，为武侠小说开创了新的天地。在对传统中国文化的传承上，很少有小说家能达到金庸的水平。

这篇题为《在小说家中，金庸是最有学问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专访》（吴小攀），初刊《羊城晚报》2018年11月1日，那时金庸刚去世，属于急就章。不仅表彰金庸在小说史上的贡献，且强调金庸在“传统中国文化传承”方面的特殊贡献，这是我的一贯观点。而且，我以为，只有放在中国文化传播链（而不是小说史）来考察，才能理解为何那么多武侠小说，只有金庸的作品最能抵御时间的侵蚀与淘洗，不断接受新媒介的技术改编与新读者的趣味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