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外”并非传奇性，但王蒙的经历是非常传奇的。他在14岁还差五天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满候补期要到18岁）[2]。这位少共满腔热情想要为党的事业“继续革命”，21岁发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次年被打为右派。他在北京郊区劳动数年后，1963年在新疆伊犁伊宁县下属巴彦岱镇巴彦岱公社二大队劳动，至1978年归来后已至中年。1981年，胡乔木诗赠王蒙，开首两句“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概括了王蒙的遭际。

归来的王蒙青春焕发，创作激情喷涌迸发。自1978—1980年，相继发表的短中篇小说有：《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最宝贵的》（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光明》《布礼》《歌神》《友人如姻》《悠悠寸草心》《夜的眼》《表姐》《蝴蝶》《说客盈门》《买买提处长轶事》《春之声》《风筝飘带》《海的梦》。这些作品迅速获得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延续了20世纪50年代的激情，动笔于1953年，部分章节于1957年在《文汇报》《北京日报》上发表，1979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全本正式出版。带着50年代的历史沧桑，这部作品在新时期伊始还是博得了年轻人的喜爱，尤其被大学生争相传阅。但王蒙真正激起文学界反应的作品还是他更具现实感的中短篇小说。

他的一系列中短篇创作迅速成为争论的焦点。彼时青年评论家何新在《读书》发表文章评论《夜的眼》，开篇引述罗丹在《论艺术》中写下的话：“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4]文章的分析虽然浅尝辄止，但引用罗丹的话显然是以“大师”来称颂王蒙，这已经是甚高的评价。当时颇有名望的评论家阎纲亦发表文章，认为《夜的眼》“写都会的世相夜景，‘夜的眼’把都会的‘夜’看得清楚。这是一双被夜市华灯刺懵了的眼睛，是一双紧紧盯住羊腿和民主的眼睛，可是，临到末了，民主和羊腿还是没有统一起来。思想的清醒，头脑的懵懂，灯光的闪烁，夜景的明暗，都市边陲城乡差别的强烈对比，使作者运用起浮想联翩、纵横交错的新手法来，显得格外自如，那么得心应手，好似天神暗助一般”。

这两位评论家都在所谓“艺术”上做文章，究竟是他们没有看出这篇小说的锋芒所向，还是有意避重就轻？这篇小说因为用了一点神思恍惚的准“意识流”手法，被人们津津乐道，并煞有介事地争论舶来的“意识流”是否适合中国本土，但这其实是伪问题。这篇小说所用的艺术手法其实与它所要表达的问题相关。

小说《夜的眼》描写两个工人装束的青年情绪激动地谈论当时社会关注的问题，其点睛之笔在于：“到了嘴边的羊腿也会被人夺走。”[6]在后来的若干个选本中，这句被删去了。在《夜的眼》中，公交车上的议论与作家陈杲找关系修车的情节没有直接关系，但如果扣住这关键的句子，就可看到小说的非凡之处。何新用罗丹的话说这篇小说“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但这并不是什么“美”，而是延续了王蒙20世纪50年代的写法，发现社会的要害问题。这也并非如阎纲所言，是小说的新写法，而是王蒙一贯的写法，即眼睛盯着社会要害问题。当时其他作家都在控诉“四人帮”，反复察看“伤痕”，并且把这些“伤痕”全部推到“四人帮”身上，这是新时期伤痕文学的基本叙事范式——“普遍法则”。但王蒙却是例外，只有他一个人，看上去像小说中来自边远省份的作家陈杲那样怯生生，甚至有些惊慌失措地来到京城，但他却看明白问题的实质，即普通民众靠什么保住已经到嘴边的羊腿。

归来的右派大都有劫后余生的庆幸和感恩，伤痕文学的主力军由归来的右派和知青群体构成，后者比前者更激烈，其创作的反思性也迅速深化。伤痕文学的创作导向是揭批“四人帮”，但在归来的右派群体中，王蒙似乎是个另类，他固然也在揭批“四人帮”，但却想得更深、看得更远。当艾青感叹鱼化石“鳞和鳍都完整，却不能动弹”[7]时，王蒙却展开了极具个人独特思考的小说创作。可以说，他对20世纪50年代的批判性追问矢志不渝，说他直面现实、不回避现实的根本难题、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也未尝不可。在这些状况下，他都属于“例外状态”。

2014年，陶东风发表文章，质疑王蒙小说《布礼》中的钟亦成和《蝴蝶》中的张思远没有真正对他们那代人在政治运动中的遭遇进行深刻的反省。他认为王蒙回避了根本问题：“获得平反之后张思远应该反思的本来是极左时期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因为它们才是造成‘反右’扩大化、‘文革’社会灾难以及张思远悲剧灾难的根源，也是导致张思远参与整人、给他人造成不幸的根源。但事实上他的所谓‘反思’和‘忏悔’根本没有涉及这些深层次问题，没有触及‘反右’和‘文革’等政治运动的本质。小说把反思的对象转换成了所谓的干部‘特权’和‘作风’（脱离人民群众），似乎组织和张思远本人以前的错误都在于脱离了劳动，疏远了人民群众，因此，重建和劳动及劳动人民的血肉联系，就能使一切迎刃而解。”[8]陶东风的批评无疑富有勇气，并且具有反思的深刻性，但这样的批评也有可商榷之处。其一，这是历史的局限，我们不能要求作家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劫后归来的王蒙正值英年，彼时他45岁，谁能知道历史将如何发展？若是王蒙那时达到批评家的深刻性，其作品或许不能发表。其二，王蒙对党的理想信念深信不疑，任何对此的质疑都是他所不能接受的。其三，审视一个作家的贡献，要看他是否有能力见人所未见、道人所未道，是否能成为“例外”。要作家推翻一个时期的写作范式，彻底颠覆惯例，恐非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历史条件所许可。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王蒙比之同代人总能往前多走一小步，就像他在1956年创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那样。王蒙的同代人都在异口同声控诉“四人帮”，但他并没有在这一主题上花大气力，反而在延续他1956年的主题——反官僚主义。只是如今略有调整，开始思考当官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享受特权，还是为人民服务？王蒙选择这一主题确实是为党的健康着想，若党不能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就有可能动摇执政基础。在新时期初期，王蒙念念不忘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搞特权。他在《夜的眼》《蝴蝶》等作品里都揭示了这个问题，尽管也用了很多“障眼法”。时过境迁，某些批评家的深刻反思固然勇气可嘉，但彼时谁能做到王蒙那样？批评家总是乐于讨论王蒙的“意识流”实验，其实他正处于“例外状态”，用自己的方式说出时代的难题。

这样的创作在本质上可以归结为追求社会之公正道义。《布礼》似乎一再表达钟亦成和老魏的忠诚，但他们的忠诚受到怀疑后，其政治生命被弃之如敝屣。何以革命队伍对其成员如此不信任？这是对革命队伍最大的伤害，作为少共的王蒙，痛感其危害。这仿佛是一个幼稚的儿子向父亲表达的疑问。王蒙难道不知道这是天真的发问吗？然而，就是这样的发问，那时又有几个人能提出来？小说大量篇幅都在表达人物的忠诚和矢志不渝，他们的遭遇用时空交错的手法加以演绎，是在进行艺术探索，但那天真的提问于彼时却是有些出格的。与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不同，王蒙的提问早了数年，且钟亦成和老魏的遭遇中没有快乐和愉悦可言。数年之后，张贤亮已经可以反观“伤痕”的美感，并且其笔下的男性人物在落难时于女性那里获得了快乐。但王蒙作为革命之子却始终是认真严肃的，要求组织信任自己。王蒙的要求并不过分，而且永远不会过时。如此才能发现王蒙的超前和先知般的敏感，这是因为他始终保持着“例外状态”的清醒。

当然，王蒙的“例外状态”并未远离当时伤痕文学的“普遍法则”，但因为超出同代人一小步，他似乎部分悬置了当时的“普遍法则”。如阿甘本所言：“例外状态既非外在亦非内在于法秩序，而它的定义问题正关系着一个门槛，或是一个无法区分的地带，其中内与外并非相互排除，而是相互无法确定。规范的悬置并不意味着它的废除，而它所建立的无法地带亦非（或至少宣称并非）与法秩序无关。”[10]阿甘本讨论的是法律问题，与我们试图演绎的文学理论不同，但其关于“普遍法则”与“例外状态”关系的看法，还是可以供我们参考。每位作家在特定时期的创新和贡献或许只有一小步，这使他仍然处在当时的规范中，但不能因此就抹去他越过规范一小步的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