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艺术表现形式变革的时期。当时的作家、艺术家大都以欧美现代主义为圭臬，他们变革诗歌、小说、戏剧和美术等艺术表现形式的渴求，正反映了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渴望进入现代化的历史愿望。在这一时代浪潮中，王蒙又一次走到了前面。

王蒙是最早使用“意识流”手法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若说他的艺术实验是为了“修饰”他所要表现的主题也未尝不可。这与他主动探索小说艺术手法并不矛盾，更可能是两者不期而遇，正好成全了王蒙小说艺术变革者的角色。可以说，王蒙是中国当代文学最早的现代派作家，只是历史反思之类的主题遮蔽了他的“另类”面目——相对于归来的右派群体，他走着自己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王蒙没有落入现代派的窠臼。欧美现代派的哲学基础是尼采、柏格森、海德格尔、萨特，显然，王蒙对这类哲学思想完全回避了，没有了哲学基础的现代派当然只能打了折扣，这却使它更具中国特色，甚至让人看不清现代派的面目。

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四只小风筝”（冯骥才、刘心武、李陀、王蒙）关于现代派的讨论影响很大。王蒙在讨论中推波助澜，足见他对文学革新怀着巨大的热情。当然，放飞这“四只小风筝”的主要推手是冯骥才。据冯骥才回忆，当时《文艺报》牵头在北京开了一个关于现代派的研讨会。那天王蒙刚从国外回来，冯骥才回忆：“王蒙坐那儿后刚要说话，突然麦克风不行了。王蒙再敲敲，还是没声音。王蒙说怎么没声音了呢？后来搞麦克风的人说，国产的还是不太好，给你换个日本的吧，这个是最新的。换上后，王蒙下意识说的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看来还是现代一点好。”[11]在这段趣事中，王蒙轻松潇洒，故而会随时透露心迹。当然，王蒙此处说的“现代”未必是指现代派，但也表明他潜意识里崇尚现代。“实现四个现代化”是80年代的国家目标，王蒙当然拥护。而文学上的现代派也可以视为对现代化的回应。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伤痕文学已经告一段落，反思文学也再难深化，王蒙却在现代派的维度里如鱼得水。他这时期的作品，如《球星奇遇记》《一嚏千娇》《来劲》《杂色》《十字架上》等，让人们大惑不解。彼时的王蒙似乎沉浸在语言的洪流里，熟练地使用大量排比句式，对插科打诨乐此不疲，肆意挥霍华丽的语言。有研究者称《来劲》是“一篇立体主义的小说”，受毕加索的影响甚深：“王蒙在这里完全解构了人物，用的是一种毕加索式的‘破坏精神’。那些人和物像若有若无，似是而非。毕加索在分析立体主义阶段，使形象突破了轮廓的限定，分解成一些相互叠映在一起的几何图形。”[12]这篇文章很有见解，但王蒙在语言方面的不加节制还是基于他要突破旧有的形式规范，用语言不及物的喧闹来滑过内里空洞化的“现实本质”，用超量的语言表现极其有限的“现实”。小说开篇写道：

您可以将我们的小说的主人公叫做向明，或者项铭、响鸣、香茗、乡名、湘冥、祥命或者向明向铭向鸣向茗向名向冥向命……以此类推。三天以前，也就是五天以前一年以前两个月以后，他也就是她它得了颈椎病也就是脊椎病、龋齿病、拉痢疾、白癜风、乳腺癌也就是身体健康益寿延年什么病也没有。

这里把人物的名字、身份、性别的确定性都取消了，他/她的存在状况究竟是什么？是病态还是非病态？开篇其实就引出一个病态的身体/现实，但都不确定、不可靠，语言无法准确地表达一个人的现实状况。这样的开篇其实就有些“居心不良”，人的名字不过是一个符号，这似乎表明世界是由语言定义的，连语言都说不清，那么现实状况就更难以厘清。这是语言无法表现现实的时期，是语言无法及物的时期，王蒙用小说形式对现实生活给予了回应。现实的本质在哪里？小说中的“向明”（？）提出了一连串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的问题，它们被突然并置在一起，显影出我们的现实经验是如此荒诞、自相矛盾，难以给出准确的判断。“向明”的发问虽然如同意识流，看似荒唐不经，实则句句戳到痛处。王蒙以语言自身的无聊繁殖，把现实与非现实、真实和假设、可能和不可能、必然和偶然等而视之，揭示了我们的现实经验和生命体验是如此脆弱不堪。

王蒙的其他小说，如《球星奇遇记》《一嚏千娇》等，虽然不像《来劲》那么富有冲击力，但语言的洪流在充分体现辛辣机智的同时，也营造了一个荒诞而快乐、滑稽又幽默的生活世界。20世纪80年代中期，“黑色幽默”与“荒诞感”一度成为中国小说最“现代”的艺术趣味，王蒙显然又一次走在“现代”的前面，但他却让人看不清面目。他在进行这些语言游戏时，很少被当成现代派或先锋派。那时他已身居高位，换作别人，肯定不再写作，或循规蹈矩地写些无伤大雅之作，既讨巧又保险。但他偏不，非得搞如此极端的语言游戏，又一次显示出“例外状态”。他躲在语言游戏的后面，守望着自己的文学，要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真实的文学。显然，王蒙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更年轻一代的作家。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以及北村等，固然身后都站着多位来自欧美或拉美的现代派作家，也直接受到莫言、马原、残雪的影响，但要说一点没有受到王蒙的影响，可能也说不过去。特别是写下《访问梦境》《信使之函》《我是少年酒坛子》的孙甘露，多少还是受过王蒙的影响。王蒙早早领悟到小说需要语言变革和语言解放的真理，只有语言的快乐游戏能促使文学语言转向文学本身，他以这种方式率先完成文学的“向内转”[14]。说王蒙是中国式的现代派未尝不可，说他促成了中国的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也恰如其分，因为，如此喧闹的语言游戏已经逃离了主义之争，只有开放的现实主义才能容纳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