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当代》杂志发表王蒙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次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无疑是王蒙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关于这部作品的评论可谓汗牛充栋，但多数集中于王蒙重提反封建的主题和倪吾诚的悲剧性格，对这部作品蕴含的更为复杂的思想并无深入论述。

《活动变人形》一俟出版，谢欣就发表论文，揭示这部作品的思想内涵：“《活动变人形》中的人物是卑微的，生活是平淡，枯燥的，但却有巨大的悲剧性。王蒙是要通过倪吾诚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悲剧写出古老的中国养育出来的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悲剧，揭示出倪吾诚这类知识分子悲剧性的性格；从一个人的身世命运，挖掘我们民族生活的悲剧性，找出一个文明古国逐渐落后于世界先进民族和国家的深刻的内在根源。”[15]这篇论文的分析紧扣当时的时代主题，出于对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渴求，审视文化传统在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留下的烙印，揭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艰难。但这篇文章却忽视了小说中的内在矛盾：倪吾诚是最早向往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他受过西洋教育，喜欢吃西餐，给孩子买新奇玩具，然而，这个西化的知识分子却处处碰壁，最终一败涂地。悲剧性格其实不足以说明小说的全部内容。倪吾诚与家庭生活格格不入，这与其说是由于性格的悲剧，不如说是家庭环境造成了他的不幸。曾镇南也较早关注《活动变人形》，他上升到文化批判的高度来认识这部作品：“对中国文化、中国伦理中的封建性的批判、控诉、剖析，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是以非常主动、果决的姿态进行的，而且是以非凡的艺术腕力来进行的。认清了这一点，才能在倪家的头绪纷繁的家庭官司里，找到最重要的、最有认识价值的东西；才能看出《活动变人形》是王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表的一部民族自我批判书的实质。”[16]曾镇南还指出：“《活动变人形》以倪家的纷争为主线，着力塑造了一个醒来了无路可走异常痛苦的男人和三个昏睡着咬牙切齿异常专制的女人的形象，画出了一幅封建文化、封建伦理牢笼下的社会病态图。”[17]曾镇南精湛地分析了围绕倪吾诚的一群家庭妇女的病态顽劣，揭示了“封建伦理牢笼”对中国社会的伤害。但实际上，王蒙只是揭示了家庭牢笼图，审慎地把倪吾诚的痛苦限定在家庭内部。不过，作家何以在1986年还要重写被巴金、路翎等作家深刻揭示了的封建家庭的病态顽劣？如此连篇累牍地书写“封建伦理牢笼”意味着什么？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王蒙，显然不会停留在重复“五四”新文学已经翻过去的页码，这里面一定还有什么文章。

宋耀良撰文分析《活动变人形》，将其定位为继承鲁迅批判孔乙己的启蒙精神。这个结论当然站得住脚，但何以倪吾诚是现代的“孔乙己”？过分聚焦在倪吾诚的身上，可能会忽略了王蒙思想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是环境造就的结果。实际上，王蒙笔下的人物无不被典型环境所决定，而且他们大都承认环境对自己的塑造，也服从了环境给予的命运，适应并且“如鱼得水”似地与环境互动，最后获得内心的平衡。这是唯物论者王蒙的生存哲学，也是小说家王蒙塑造人物的哲学法则。宋耀良在《活动变人形》中看到某种“先验”的力量，把它归结为“种”或“类”的性别原生力量：“作者从基于文化层次，又高于这一层次的目光，寻找倪吾诚悲剧结局的历史动因。这就从‘脚’踏之地的先验性，引伸到了‘身’的诞生与存在的先验性。每一个活体生命的存在都是父系母系血亲结合的结果。贯穿于全书中的父系精神强度的递减，与母系精神强度的递增，这一差异现象，能伸发出深刻的哲学解释。”[18]这位评论家看到《活动变人形》具有某种“先验性”（其依据来自王蒙自己的言说）是非常有见地的，但他并未深究这部作品在何种意义上具有“先验性”，却转而从小说中写到倪吾诚接受过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并以此从性别角度阐释小说的主题。宋耀良最终认为这部小说的要旨是“呼唤个体雄强生命力量的复归，使民族勃发出鲜活洁亮的生命活力，以发展生命本质的能动性。而后以大度之气，取两种文化之精髓，创造出新文化。作者这殷殷之情、拳拳之心，想必也是受到了生命底蕴处强壮生命向力的指引或暗示”[19]。这篇文章受到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中国社会呼唤强劲生命力的影响，在阐释《活动变人形》时细致分析了几个女性的蛮横，然而，要说生命力，三位女性人物何尝不旺盛？她们的坚韧不拔难道不能算作民族生命力的证明吗？在这里，《活动变人形》最鲜明的特点依然没有得到解释，即家庭环境（或典型环境）对倪吾诚究竟意味着什么？

金克木对这个话题也感兴趣，他表示看完《活动变人形》后，联想到1948年钱锺书的《围城》和1946年萨特的《厌恶》：“这是三部完全不同的小说。《围城》可以列入十八世纪的欧洲著名小说。《厌恶》则是二次大战后又败（贝当）又胜（戴高乐）的法国人的文学呓语。《活动变人形》当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才会有的。早也不行，晚了也会变样，只有这时才能这样提出问题。这好像是十八世纪的理性欧洲和二十世纪中期的迷惑欧洲的汇合。能说这本书是《围城》加《厌恶》吗？不行。这样鲜明地揭露‘传统’问题是四十年代的那两部小说所做不到的。”[20]金克木把《活动变人形》与《围城》《厌恶》放在一起来看，颇有见地，不过他一方面把话题转向对“传统”的批判，另一方面并未追究《活动变人形》与《围城》、特别是《厌恶》的差异究竟如何。不过，恰是金克木的观点，让笔者感悟到王蒙和萨特之间的关系，不从萨特这里着手，难以发现王蒙的惯常位置——“例外”。要理解《活动变人形》的“例外状态”，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这部作品具有很强的批判性，但王蒙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显然不会简单重复反封建传统的主题；第二，《活动变人形》对家庭伦理的表现超乎寻常，有别于王蒙的直接经验，只能在某种“先验性”的哲学意义上来理解；第三，倪吾诚是一个失败者，但他并非王蒙一味批判的对象，相反，他身上还是有许多作家赞赏的品性，如崇尚新生事物，喜欢上馆子、吃西餐，过西式生活等，但正是这些生活习惯让他被静宜骂得狗血喷头；第四，倪吾诚在家庭生活中备受折磨，是受家庭环境压迫的失败者；第五，家庭对于倪吾诚来说是一个“地狱”，他最终“越狱”了，宁可过孤寂的生活。小说有多处描写倪藻小时候所感受到的家庭温暖，但在倪吾诚眼中，家却是可怕的。就以上几点而言，王蒙描写了倪吾诚这个追求现代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走向失败的命运。导致他痛苦的乃是家庭这个小环境，他的遭遇印证了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看法：“他人就是地狱。”

20世纪80—90年代进行历史批判或反思的作品甚多，但王蒙之特殊在于他把历史批判与某种哲学思想结合在一起。若说《活动变人形》有某种先验的理念在暗中推动小说展开，那就是存在主义哲学。不过，我们做这样的推断依然只是根据文本的内容，王蒙本人谈到萨特的文字很少。多年后，在一次演讲中，王蒙谈到孔子时涉及了萨特：“孔子还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做到做不到是由自己决定的，不是由别人决定的。这个让我联想到法国哲学家萨特，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可能——你选择，你存在，你负责。”[22]

查询王蒙关于现代派的言论，较早的有《小说界》1982年第2期上发表的公开信《致高行健》，讨论了现代派的小说技巧问题。关于现代派“四只小风筝”的那封信，王蒙后来在自传《大块文章》中专列一节《“现代派”风波》，有颇为具体、细致的回忆。在这部书的另一节《相差一厘米》中，王蒙披露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是别的编辑骨干已经建议退稿，我下令发出来的”[23]。而且《你别无选择》和徐星《无主题变奏》分别作为头题发表，都是时任主编王蒙的决定。从这里，足以见出王蒙推动现代派文学发展、培养年轻作家之不遗余力。王蒙之所以在当时这样做，是因为他乐于接受新生事物，追求文学创新，希望艺术表现形式多样化。因此，他对现代派肯定下过功夫，否则不会在编辑做出退稿决定后，还坚持把刘索拉、徐星的小说发头条。事实证明，王蒙对这两篇小说的判断极其准确，表明他对现代派的把握深刻且独到。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很难把《活动变人形》与现代派直接挂上钩，更遑论要坐实萨特的影响。王蒙自己曾谈过这部小说的创作动因，1984年在武汉东湖宾馆陪儿子养病时，他突然想到：“我应该以我的童年时代的经验为基础写一部长篇小说。”[24]王蒙认为自己从“文革”结束、世道大变的激动中渐渐冷静下来，不能老是靠历史大兴奋度日。“当兴奋渐渐褪色的时候，真正的刻骨铭心才会开始显现出来：这就是《活动变人形》的酝酿与诞生。”[25]王蒙还解释说，这部小说的问世意味着他“后文化革命时期”的喷发已经告一段落。“文学期待着开拓与深思，文学期待着新的精神空间。”“这里有更遥远的过往，更痛苦的隐藏，那就是更无奈的来历……那就是《活动变人形》。我下了写它的决心。”[26]固然，《活动变人形》有着真实深厚的原始生活素材，甚至多少还有王蒙故乡家事乃至父辈亲属的一些影子。少时，王蒙确实是和母亲、姥姥、姨等共同生活，每到吃饭时，母亲都发愁。因此，倪吾诚的经历多少与王蒙的父亲有暗合之处。倪吾诚虽然在小说中是一个失败者，但王蒙用很多笔墨书写其任性和可爱，让读者感到他可怜且可悲。可以说，这个人物是旧时代的苦命人，是一个缺乏家庭责任感的丈夫，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坏人。折磨倪吾诚的三个女人——妻子静宜、大姨子静珍、岳母姜赵氏，也并非刻毒之人，她们只是要倪吾诚承担起供养家庭的责任。倪吾诚受过西式教育，一心想着从自己开始做文明人，享受现代文明生活，对妻子和两个孩子，也殷切希望他们能成为文明人。但在家庭经济濒临崩溃的情况下，倪吾诚竟然还是率性而行，总是经不住现代文明的诱惑，经常到澡堂洗澡，买一点让孩子强健的鱼肝油和毫无实用功能的玩具等，这自然引发了他与家人的冲突。由于大姨子和岳母的介入，倪吾诚与家庭的矛盾变得更加复杂，最终使他生不如死。造成亲人之间互相伤害的原因，其实并不只是贫困，还有生活观念、性格、命运遭际以及动荡时代的冲击等。

就这部作品刻画的家庭矛盾而言，可以说应了萨特那句话：“他人就是地狱。”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如此残忍尖锐，在王蒙所有作品中都是一个“例外”。王蒙喜欢夸张和幽默、铺陈和机智，很少下笔凶狠，但这部作品却不乏决绝凶狠的笔法。倪吾诚屡屡欺骗静宜，却只是为了个人过文明生活，全然不顾家庭，这让静宜倍感失望，转而万分愤怒。“她一看到倪吾诚那副视人如草芥的目光，那个狂妄地噘起来的下唇和下巴，那一双皱起来的眉头，还有那一副腔调，她就怒火中烧。在她的身上，立刻就是粗野代替了未尝不能的温柔，仇恨代替了未尝没有的情意，麻木代替了素日不乏的灵活，疙里疙瘩代替了心清气爽的流畅。一见倪吾诚，连眼神都变得呆滞如死鱼。”[27]不仅对倪吾诚是如此，这个家庭的女人对邻里的善意也嗤之以鼻，邻居端来一盘饺子，却被她们视为打探隐私，认为在暗里“败祸”她们家。静珍说：“人这个东西是这样子，我一想就后怕。寡妇事（失）业的，绝对不能让人欺侮。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象人一样厉害象人一样恶。人在人的面前，绝对不能示弱。他只要欺侮你一回，就有第二回第三回，从此就没了完了。他就会吃了你吞了你不吐皮也不吐核！”[28]如此强烈的怨恨，也直接影响到年幼的倪萍，以致她意识到：“原来每一个人，她的亲人，她认为都是最亲爱最贴近的人的心头都贮藏着那么多恶毒和怨恨……”

小说《活动变人形》以倪家的遭际反映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普通人的困苦生活，尤其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没落命运。但就倪吾诚这个人物而言，他身陷没落的家族之中，一心向往现代文明却被失败的命运拖着走，使他和亲人不得不互相加害。王蒙的笔力如此犀利且不留余地，若无“他人就是地狱”为其哲学底蕴，用笔不会如此极端。但是，王蒙在小说中既没有全然批判封建主义，也没有一味描写生存的可怖，他真正要表达的是悲悯情怀。对于静宜、静珍、姜赵氏以及倪吾诚等主人公，小说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悲悯。在存在主义哲学之上，王蒙还添加了中国式的悲悯。尤其是在结尾部分，小说让倪藻把静珍接到新疆照顾并安葬，最为突出地表现了作家对待人物的态度。

若要解释倪吾诚想成就自己却不能承担起对家庭的责任，引述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的一段话是非常恰当的：

人首先是存在——人在谈得上别的一切之前，首先是一个把自己推向未来的东西，并且感觉到自己在这样做。人确实是一个拥有主观生命的规划……人只是在企图成为什么时才取得存在。可并不是他想要成为的那样。因为我们一般理解的“想要”或者“意图”；往往是在我们使自己成为现在这样时所作的自觉决定。……如果存在真是先于本质的话，人就要对自己是怎样的人负责。所以存在主义的第一个后果是使人人明白自己的本来面目，并且把自己存在的责任完全由自己担负起来。还有，当我们说人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是指他仅仅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

萨特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其同情中国，反对美国入侵朝鲜及介入越战等，给他的定位是进步作家，故萨特的思想在中国学界于1955年开始就有不少介绍[31]。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发表于1946年，正是他完成独幕剧《禁闭》的第二年。没有材料能够直接证明王蒙谙熟萨特的著作，但也不能否认其阅读过萨特。在80年代后期，按王蒙的说法，当那些追踪现实潮流、回应现实问题的兴奋渐渐褪色后，“真正的刻骨铭心才会开始显现出来”。而他的创作“无非是喜欢在文学中多搞一点想象、变形、随机、灵动、散文化与诗化的文体扩展，我不想数十年如一日地把自己的小说与其他写作绑在一条绳子上，我喜欢在艺术上别出心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的一贯说法叫做拓展精神空间”[32]。当然，要读出王蒙作品中的哲学底蕴，有实证材料当然更好，即便没有，也未尝不可做对比和参照。《活动变人形》是一部深刻精湛之作，它通过描写倪吾诚的遭际，高度概括了20世纪中国人接触现代后的复杂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