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王蒙有数篇（部）作品蕴含着深厚的现代哲学思想，但他是一位作家，并非哲学家，因此，他其实是从生活实际出发去思考生存难题的。以宗教为题材的小说《十字架上》，或许是王蒙最极端的作品，放在其整个创作生涯中看是如此，就是放在整个80年代所谓“现代派”或“新潮”体系中看亦是如此。这篇小说对于王蒙来说，不啻“例外状态”。

在笔者看来，《十字架上》或许是那一时期最奇特的小说，同时也是王蒙最好的小说之一，只是评论界很少谈论这部作品，因为很难在王蒙的整体小说艺术中加以阐释。值得注意的是，斯洛伐克汉学家高利克在2007年与王蒙的一次交谈中，认为《十字架上》是他最好的小说之一。王蒙在他的自传第三部《九命七羊》中，开篇就以“十字架上”为题，以批评家的角度详尽阐释这篇小说，这在其自传中属于“例外”之举。王蒙表示高利克对《十字架上》的称赞令他心动，且有机构请他授权翻译这部作品。王蒙这样解释《十字架上》：“我不是这个宗教的信徒，我没有以修道院的神学观点来写耶稣之死乃至他的一生，我是以文学的、人学的观点，以人的观点，非宗教的观点，尊重宗教也不无质疑的观点乃至社会政治的观点，来写这个核心的基督教故事的。”[33]确实，十字架对王蒙来说只是一个象征，耶稣也只是一位自觉或不得不承担使命的人。这篇小说的主题是信仰与使命、承担使命与使命受惠者之间的矛盾。王蒙将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的工作和生活的经验、体悟融入作品，并将其升华到哲学思辨的境界，在辩证/非辩证的博弈中来寻求无解的答案。他解释道：

人总会信仰什么，追求什么：各种宗教的人格神或物神（拜物教），还有神性概念——真理，信念，（大）道，苍天，爱，历史，规律，祖国，民族，人类，自然，价值，使命，光明，文明，全在内。尤其是使命，没有使命感与使命就没有人类的历史，使命使人人可以成为大大小小的弥赛亚。而使命感与使命又带来了多少危险与冲突！

使命的承担者与承担者心目中使命的受惠者之间，永远有一种难以沟通的痛苦，有一种无奈，有一种对立。使命与使命感，常常会受到质疑。而使命的受惠者往往会怀疑自身受到欺骗，感到迷惑。

越是没有使命感的人，越是有权对使命质疑。

显然，没有王蒙那样丰富经历的人，对这些问题的体会是不会如此深刻的。“他的感受是八十年代对于弥赛亚主义的不安和困惑，他感到——对不起，这太夸张，然而沾点边——他和一些人，被架到了十字架上。”[35]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王蒙还深受现代主义的影响，并没有太强的宗教理念，但宗教信仰可以转换成哲学命题或哲学思考。因此，笔者认为，王蒙在这篇涉及宗教主题的作品中还是在进行偏向现代哲学问题的思考。在完成这篇小说十多年后，王蒙在2007年写的自传的副标题就是“九命七羊”，也是思考命运问题。

在哲学思辨里踌躇，对王蒙来说是痛苦的，诸多原因使他无力自拔。因此，《十字架上》是一部痛苦之作，也是王蒙少有的不运用幽默，而是不断通过追问“存在”（之使命及责任）来推动叙事的作品。若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文学史上将出现另一个作家王蒙，只不过他没有继续在这条脉络上发展。

20世纪90年代，王蒙出版了“季节”系列四部曲：《恋爱的季节》（1993）、《失态的季节》（1994）、《踌躇的季节》（1997）、《狂欢的季节》（2000）。在90年代，文学之风已然大变，作家或直接描写现实，或批判现实，抑或是反思“漫长的20世纪”——这是彼时中国文学的主潮，《废都》《白鹿原》《活着》《千万别把我当人》《长恨歌》《九月寓言》《酒国》《丰乳肥臀》以及《故乡天下黄花》等都是如此。这一时期热门的理论话题是“历史的终结”“去革命”或“后革命”。尽管“新左派”在这一时期影响逐渐扩大，但王蒙与“新左派”有明显差别。作为归来的右派，他服膺的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人道主义，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王蒙在90年代要重写五六十年代的“青春生活”，多少有些逆潮流而动。“季节”系列四部曲并不叫好（甚至惯例称为“三部曲”，第四部完全被忽略了），也不算特别叫座，但王蒙我行我素，他的抒情和长句式，让读者以为他有如归故里之感。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矛盾，社会心理多元分化，一部分人心灰意冷，另一部分人却又激情澎湃；一部分人决定沉入故纸堆，另一部分人却下海经商；一部分人茫然失措，另一部分人看到前景无限光明。在那个时代，王蒙处在“例外状态”，只有他还沉浸于五六十年代的“革命”与“青春”中。在80年代，这样的作品绝对是“不合时宜”之作，而在90年代，它们依然让读者摸不着头脑。但在笔者看来，这是王蒙想通、想透之作，他跨过了那道门槛，如同海德格尔读到彼特拉克的诗句“痛苦已把门槛化成石头”时所说的：

门槛是承荷大门整体的底梁。它守在“中间”，内外两者经它相互贯通。门槛担当这个“之间”。在“之间”进出的东西适应于门槛的可靠性。这个“中间”的可靠性不可偏向。“之间”的分解需要坚韧不拔和此种意义上的强硬。作为“之间”的完成，门槛是强硬的，因为痛苦已把它石化了。但使门槛化为石头的痛苦却没有僵化为门槛而在其中凝固。在门槛中，痛苦坚韧不拔地现身而成其为痛苦。[36]

《十字架上》可以视为王蒙的“门槛”之作，进入90年代，他已经跨过那道门槛。当时的社会现实促使他不得不跨过其现代主义时期，那对王蒙来说是一个“例外状态”，是他的远游和自我区隔。能够跨过门槛，与其说是靠他的智慧，不如说是“故国八千里”的经历让他看清了自己面前的道路。王蒙从“十字架上”下来了，青春又回到他的身上。他已经不再顾及周围的现实，既然“返老还童”，何不真正回到自己的青春岁月？于是，顺理成章地有了“季节”系列的写作。

耳顺之年回顾往事乃是人之常情，只是一定会多了一层沧桑感。但《恋爱的季节》却还是如《青春万岁》那样饱满，全然没有赛义德所说的“晚期风格”的那种“任性”“放弃”和“决绝”[37]。王蒙拒绝了“晚期风格”，这或许也是他的“例外状态”。在盛年时期，王蒙以《活动变人形》和数篇现代主义风格的中篇小说抵达了其小说艺术的高峰。多数读者在“季节”系列中看到王蒙难以释怀的少共情怀，但仔细阅读后，读者会感到作家的情绪、心理以及思想都在写作进程中发生了变化。《恋爱的季节》确实有着重归故里的欣喜，那里面的爱情洋溢着青春激情，连羞怯也是无尽的美好。满莎、周碧云、舒亦冰、钱文、赵林、萧连甲以及洪嘉等人物都身世不凡、性格鲜明，举手投足有自己的特点。但恰恰是这部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小说，还是让人们读出那么多失败与挫折、悔恨和惋惜。不过在整体上看，只有真诚的少年布尔什维克才会书写出那个时代热情饱满、理想高涨的精神气质。

但是，《失态的季节》却承接了20世纪80年代反思文学的笔墨，而且以更加直接、客观的反讽笔调，极为生动地刻画了一组人物形象，展现了“革命”对个体命运的影响。王蒙对人物性格的把握、对人性及心理微妙之处的理解，揭示了那些处在特殊境遇中的人们在相互斗争中如何失衡、失控，最终纷纷跌落陷阱。无情地揭示出人在绝境中的挣扎与失态，是这部作品最尖锐、深刻之处。《失态的季节》写透了那个时代的悲剧本质，写尽了特殊境遇下知识分子的人性，写出了绝望中的人们如何相互倾轧。这部作品采用近乎历史实录的笔法，表现人物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的无奈与挣扎。钱文、叶东菊、郑仿、杜冲、费可犁、曲风明、闵秀梅、周碧云、萧连甲、陆月兰以及章婉婉等人物遭遇困境，却没有丝毫互助之心，只要一有机会就要置同道于死地。例如，章婉婉被打成右派，却对钱文没有降级耿耿于怀。她坐在火车上，对面坐着曲风明，“她知道一点曲风明的事；她知道他分析起别人的‘问题’来能够笑嘻嘻地毫不犹豫地把一个又一个同志送进地狱。他坚持原则决不手软”[38]。但章婉婉批判钱文写的大跃进民歌时，同样上纲上线，恶毒凶狠，让钱文无法想象一个看上去文弱的女子何以有这么大的恶意。这些曾经年轻有为的干部，在劳动改造时表面相安无事，一有风吹草动就相互倾轧，恨不得把一起落难的同道打入十八层地狱。他们本是命运相同的不幸之人，却因为落入深坑，就幻想着踩着对方的肩膀爬出去，又总是事与愿违。在王蒙的笔下，那些落井下石之人几乎都没有好下场。作家既是怀着惨痛的记忆来书写这段往事，也是怀着无限悲悯可怜这些迷失生存之路的人。这些人中，似乎只有钱文、郑仿还保持着良善和清醒。所有人物都在等待着“摘帽”，把那顶让他们成为非人的帽子摘掉。在小说的结尾，郑仿在坟地等待和憧憬着未来的生活：

他这样想着又走上了坟地。他坐在坟头上欣赏中秋圆月从地平线上升起。刚刚升起的月亮是如此之大如此之亮如此之圆，那月光是这样宏伟地笼罩着他包容着他改变着他——吞噬与消化着他，使他遍身明亮遍身通透遍身清冷，也使偌大世界温柔恬静无言；确实令人惊叹不已。

当月亮升上高空的时候，大地是一片迷茫。郑仿坐在田边路旁，看着月光中的庄稼，只觉得是泪眼看花，梦里雾里。人生又能有几个这样的中秋夜？又能有几个这样的中秋夜的从黄昏到黎明的独自尽情享受！整个的夜都归他一个人所有，整个的明月都归他一个人欣赏！今夜老金那边他也不去了，他只要这无与伦比的全部月光。

我们相信郑仿此时在坟地欣赏月景时甚至有着愉悦的心境，因为已经有了憧憬，也就感受到自然之美。王蒙在自传中单列一节谈《失态的季节》，也引述了小说另一处描写郑仿夜里在坟地“看青”的段落，只是笔者认为这一段坟地看月的描写出现在小说结尾处，意味更加深长。寓意着家庭团圆的中秋之夜，郑仿在坟地举头望月，却感到美不胜收，这是一种残酷之美，是绝望之极的人才能感受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