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节”系列四部曲是王蒙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评论界显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虽然它和现实有某种错位，但恰恰是因为拉开了距离，使王蒙与现实保持了一定的疏离感——这或许就是巴迪欧和阿甘本所说的“当代性”[41]。他写完这段历史后，了却了心愿，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开始“随心所欲”了。实际上，“季节”系列后，王蒙仍然表现出旺盛的创造力。2000年以后完成的新作就有《我的处世哲学》《心有灵犀》《青狐》《尴尬风流》《不成样子的怀念》《我的人生笔记》《老子的帮助》《庄子的享受》《你好，新疆》《灵气》《这边风景》《王蒙八十自述》《守住中国人的底线》《闷与狂》《天下归仁——王蒙说〈论语〉》《奇葩奇葩处处哀》《别有风光》《得民心得天下——王蒙说〈孟子〉》《人生即燃烧》《红楼启示录》《霞满天》《生死恋》等，包括长篇小说、自传、散文随笔以及经典著作的品评赏析。

今天来看王蒙的创作，对一位还有如此旺健创造力的鲐背老人，任何挑剔都是轻慢之举，任何批评都只是“多余的话”。我们能说出什么批评建议呢？说王蒙在小说叙述中控制力太强？但那是他形成主观性、抒情性句式的方法，作家由此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语言风格，我们不能让他放弃那种控制力。说王蒙的叙述过于圆滑，总是用机智和幽默来掩盖理应更尖锐的批判？但事实上，作家已经将反思深入到根本问题，再进行尖锐的批判有些不切实际。说王蒙的作品存在太多少共情怀，动辄借革命来抒情？但这恰恰是独特的历史位置决定了他选择这样的思想立场，并创作出那些独特的作品。诸如《杂色》《十字架上》《活动变人形》《失态的季节》等作品，都可以称得上杰作，至少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是这样，就是在“漫长的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中、在世界文学史中，它们也不逊色。

阿甘本在谈到“例外状态”与“普遍法则”之间的关系时说：“……例外状态是一个空间的开启，在其中适用与规范显露出了它们之间的分离，而纯粹的法·力实现了——透过不适用而适用了——其适用已被悬置的规范。透过这个方式，焊接规范与现实，以及借此建立常规（normale）领域的不可能任务，乃是透过例外状态而达成，也就是说，透过预设它们之间的联结。这意味着，为了要适用一个规范，终究必须悬置它的适用，创造一个例外。无论如何，例外状态标示着一个门槛，在其间逻辑与实践无法彼此确定，而一个不具逻各斯（logos）的纯粹暴力宣称要实现一个没有任何现实指涉的表述。”如此表述的法学理论，若移植于文学理论，则可以理解为，王蒙创作所展示出的“例外状态”，丰富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放体系，在讲述中国故事、在中国文学走着自己的道路的行程中，他始终行进在前；他的创作是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在其自身的探索、变革和更新中，成就其文学性和世界性的成果。就此而言，王蒙功莫大焉；“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受之无愧！